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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蠡介绍

发布时间:2019-09-04 23:34:23 来源:大发十一选五 点击:
 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军事幕僚,是春秋末期着名的谋略家。
  
  范蠡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的一生大起大落,由布衣客到上将军,从流亡者到大富翁,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深谋远虑的策略,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,消灭称霸诸侯的吴国,创造扶危定倾的奇迹,是春秋末期一位杰出的谋略家。
  
  范蠡,字少伯,又叫鸱夷子皮、陶朱公。原是楚宛三户(今安徽宣成)人,先后移居越、齐二国。生卒年月不详,大约活动于楚平王、越王勾践、齐平公在位的年代(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)。青少年时代就失去父母,同兄嫂一起过着贫穷的生活。他曾经拜计然(又叫辛文子)为师,研究治国治军的方策,博学多才,“有圣贤之明”,但是怀才不遇,因而“洞馄负俗”,行为怪诞,被视为狂人。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,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。
范蠡介绍
  
 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,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,但没能找到。范蠡的怪诞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。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。官吏回报说,他患有疯癫病,是一个狂人。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,说:“吾闻士有贤俊之姿,必有佯狂之讥;内怀独见之明,外有不智之毁。此因非二三子所知也。”就是说,“大智若愚”,具有独特本领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、诋毁为狂妄无知,普通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。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。范蠡避而不见。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丧气,再三前去拜访。范蠡看到文种确是一片诚心,料定文种一定会再来,就对他的兄嫂说:“今天有客人来,请借给衣帽一用。”过了一会,文种果然来了。二人一见如故,“终日而语,疾陈霸王之道”,“志合意同”。此后交往日益加深。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(伍子胥)派人请文种去吴国。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。范蠡分析楚、吴、越三国形势,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霸之时,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,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,“霸业创立,非吴即越”。他还认为,“君子逢时,不人份邦”,犯不着帮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“失故国之亲”。因此,他建议去越国,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。于是,二人先后离楚入越,受到越王允常重用,被任命为大夫。范蠡从此开始政治、军事生涯。
  
  公元前496年,越王允常病亡,他的儿子勾践继位。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,主持越国军政。公元前494年,勾践得知吴国加紧练兵,准备伐越,于是先发制人,出兵攻吴。范蠡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,准备不充分,时机不成熟,若出兵一定会败,劝勾践改变决定。勾践不听,坚持出兵,用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(今江苏太湖)。吴军于夫椒(今太湖夫山、椒山)迎战越军。结果,越军大败,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,被吴军团团包围。这时,勾践方才悔悟,对范蠡说:“当初不听你的话,致遭如此失败。现在该怎么办?”范蠡认为,为了避免亡军无国的悲惨结局,唯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,等待时机,另图兴复。勾践采纳了范蠡的策略,派文种到吴国求和。经过多方努力,才得到吴王夫差允许。自此以后,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,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。被遣返回国以后,又协助勾践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,振兴越国并伺机灭吴。从公元前482年开始,范蠡担任上将军之职,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。经过六年奋战,最后终于攻陷姑苏,灭亡吴国。然后乘胜北进,与中原诸侯会盟,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,横行江淮,称霸中原,国势达到鼎盛时期。
  
 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,范蠡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。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,范蠡自意识到,“大名之下,难以久居”,“且勾践为人,可与同患,难与处安”。如果继续留在越国,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灾难临头。于是决定辞官退隐。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(今太湖)时,范益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请求,说:“为人臣者,君忧臣劳,君辱臣死。昔者君王导干会稽,臣所以不死者,为此事(指灭吴称霸)也。今事已济矣,由请从会稽之罚。”(《国语·越语》)勾践假意挽留,软硬齐施,说:“你听我的话,我就与你分国而治;不听我的话,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!”范蠡的态度也强硬起来,说:“我知道了。你实行你的命令,我照我的意志办事!”于是携带财宝和从人“乘舟跨海以行”。勾践也愿意除去一个潜在威胁,并不追寻,同时又划出会稽周围三百里作为范蠡俸邑,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,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。范蠡写信给文种,劝他尽快离开越国。信中说:“飞鸟尽,良弓藏。狡兔死,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马晓,可与其共患难,不可与其共安乐。于何不去?”文种见信,称病不朝。有人诬告文种将要“作乱”。勾践乘机“赐剑”文种,说:“子教寡人伐吴七术,寡人用其三而败吴,其四在子,子为我从称王试之!”文种遂被迫自尽。越国赖以兴复的两大功臣,就这样落得一走一死的下场。
  
  范蠡从海上到达齐国,就定居在那里。为了表达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,改名昭夷子皮(昭夷是一种鸥鸟形状的革囊。伍子胥被逼自杀后,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,投进江中)。他和儿子“耕于海畔”,没过多久就“致产数千万”。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,要任命他为相。范蠡认为这并不是好事,坦然兴叹:“居家则致千金,居官则致卿相,此布衣之极也。久受尊名不祥。”于是,把相印退还齐君,把财产散发给友邻,移居到中原地区的交通、贸易枢纽陶(今山东定陶),自称陶朱公。在这里,度过他毕生的最后岁月。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,一面经营商业贸易,很快又“资累巨万”,成为闻名通途的大富翁。
  
  范蠡从楚到越,由越到齐,无论是治国治军,还是经营农商,谋必中,战必胜,事必成,显示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,以“勇而善谋”、“能屈能伸”着称于世。所以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:“范蠡三徙,成名于天下”。(以上引语,见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灭吴兴越之战,是一场扶危定倾、扭败为胜的战争,因而也是一场凭借坚强毅力和正确谋略取胜的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,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范蠡,“勇而善谋”,“苦身戮力,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”,对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。
  
  范蠡谋略思想的显着特点,是“善于虑患”,敢于正视严酷的现实,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,重视战争因素的“赢缩转化”,因势利导,稳中行险,转危为安,转弱为强,转败为胜。
  
  灭吴兴越之战的谋略斗争,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  
  (1)从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到公元前491年勾践被吴国释放。斗争的中心是亡越还是存越。范蠡的策略是求和图存,转危为安。
  
  公元前494年,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,坚持出兵伐吴,结果大败,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。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,采取何种对策?勾践征求范蠡、文种等人的意见。范蠡、文种主张求和图存。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,不惜忍辱负重,“卑辞尊礼,献出宝器美女,交出经济、政治权利(“委管钥,属国家”),甚至越国君臣到吴国去作人质。这是转危为安的一招险棋。范蠡之所以敢于施此险计,是因为他对吴越双方的形势作了冷静的判断:一方面吴越实力悬殊,越国处在劣势,再战必亡,求和图存则可转危为安,保全国家,保存实力,以图后计;另一方面,吴国君臣之间存在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弱点,吴王夫差与大夫伍员政见不同,夫差急于争霸中原,伍员主张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;太宰伯与大夫伍员存在着权力之争,而伯贪婪“可诱以利”。勾践采纳了范蠡和文种的策略,派文种去吴国求和。文种对吴国君臣陈说利害:如果成和,越国不仅愿以金玉、女子作为战争赔偿,而且作为吴的属国,“有带甲万人”听从吴王统领;否则,“越将焚宗庙,系妻努,沉金玉于江”,与吴国决一死战。是和是战?请吴国君臣权衡利弊。于是,在吴国君臣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。伍员认为,吴越是“做敌相战之国”,“三江环之,民无所移,有吴则无越,有越则无吴”,“攻而胜之,否能居其地,吾能乘其舟,此其利也。不可失也”;如果与越成和,“克而弗取,将又存之,是违天而长寇仇”,“以是求霸,必不行矣”。因此,坚持乘胜灭亡越国,然后北进争霸中原。伯接受了越国的贿赂,又想迎合夫差急于称霸中原的心理,并趁此机会谋取伍员的权柄,坚决主张接受越国求和条件。他对夫差说:“我听说古代伐人之国,使之屈服就行了。现在越国已经屈服,而且愿意交出政治和经济权利,越国勾践服侍您左右,这等于名存实灭,还能要求什么呢?”吴王夫差采纳了伯的意见,决定与越国约和。越王勾践留文种守国,自己则带领范蠡等三百人到吴国作人质,度过了三年奴仆生活,忍辱负重,“面无恨色”,终于取得吴王信任,并被遣放回国。这一场谋略战,以越胜吴败而告终。
  
  (2)从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482年,越国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。”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吴强越弱的力量对比形势。范蠡的策略是振兴越国,削弱吴国,变弱为强。
  
  公元前492年,勾践和范蠡等人回到越国,商讨“富邦强兵”之策。范蠡主张,“使百姓安其居、乐其业者,唯兵。兵之要,在于人。人之要,在于谷。故民众则主安,谷多则兵强。王而备此二者,然后可以图之也。”(《越绝书》卷十三)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,必须顺应“天道自然”,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,“时不至,不可强生;事不分,不可强成”。
  
  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意见,并且要他总揽朝政,说“我的国家就是你的国家”。范蠡推荐文种一起执政。他对勾践说,在处理“四封之内,百姓之事”方面,自己不如文种;在处理“四封之外,敌国之制,立断之事”方面,文种不如自己。勾践又采纳范蠡的建议,决定由文种治政,范蠡治军。
  
  于是,范蠡和文种辅佐勾践,以兴吴作为奋斗目标,实施一系列措施,“卧薪尝胆”,励精图治。在政治上,“内亲群臣,下义百姓”,“葬死者,问伤者,养生者,吊有忧,贺有喜,迎来者,送往者,去民之所恶,补民之不足”,尊贤厚土,广揽人才,使“君臣上下交得其志”。在经济上,奖励生产,“不乱民功,一不逆天时”,使“田野开辟,府仓实,民众殷”;同时,奖励生育,“令壮者无娶老妇,老者无娶壮妻”,女子十七、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受罚,以生育子女多少给奖,来繁殖人口。在军事上,扩充军队,制造武器,修建城廓,加强训练,造就了一支士气高昂(“赴矢石如渴得饮”)、纪律严明(“旅进旅退”)的军队。在外交上,“结齐,亲楚,附晋”,从而争取盟国,孤立吴国,加深齐、楚、晋与吴的矛盾;同时,不断向吴王进献珍玩美女,以助长吴王的骄奢淫逸,消除其对越国的防范心理,诱使其北进争霸中原。公元前489年,吴王夫差与大夫伍员听说越国“遣使结齐晋而亲于楚”,伍员认为“勾践不死,必为吴患”,于是策划起兵伐越。勾践原想出兵迎敌,而范蠡、文种以为,当时的实力对比仍然是吴强越弱,不利于越,不可力敌,建议遣使求和,“以广移吴王之心”,“不以越为可畏”,而与中原诸侯争霸。这样,“吴将自疲其民”,越国就可以乘其敝而取之。吴王夫差认为越国不堪一击,对吴恭顺,自己又“将有大志于齐”,准备应和,伍员识破了越国的图谋,劝夫差先灭越然后北进。他说,越国的目的是“使吾甲兵钝敝,人民离落,而日以憔悴,然后安受吾烬”,不可让越国“玩吾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”。夫差认为伍员对越国估计太高,坚持与越约和。公元前486年,吴王夫差决定倾举国之兵北伐齐鲁,开凿邢沟到江淮的运河开通北上粮道。越王勾践派文种带领一万人工、百船粮食帮助吴开河,以坚定夫差北进攻打齐鲁的决心。伍员见时势紧迫,又一次进谏,说“吴越势不两立”,越对吴是“心腹之患”,齐鲁于吴是“疥癣之疾”,“今王不以越国是图,而图齐鲁,是忘内忧而医疥癣之疾也”。伯起来反驳:“越已服而欲伐之,方许其成又欲袭之,将何以示诸侯?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,以齐鲁未服也,君王若伐齐而胜之,移其兵以临晋,晋必听命矣。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。两国服,则君王之令行于上国矣,又何惧于越?”夫差于是决意出兵伐齐。出兵之前,勾践又率领越国臣民送行,对吴国君臣都有馈赂,吴人皆喜。看到这种情景,伍员忧心忡忡,再次建议暂停北进攻齐。
  
  夫差不但不听,反而派他到齐国约战。公元前484年,夫差率领倾国之师北伐,在艾陵之战中大败齐军。又在黄池之会上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,其势汹汹,不可一世。然而,得之于北,失之于南,给越国造成了可乘之机。这一回合的谋略战,又以越胜吴败而告终。
  
  (3)从公元前482年到公元前473年,是越对吴的战略反攻阶段。斗争的焦点是如何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,争取战役上的优势和主动。范蠡的策略是乘虚捣隙(“按师整兵,待其坏败,随而袭之”),战和并行,出奇制胜。
  
  公元前482年,吴王夫差率领吴国精锐部队参加黄池之会,太子友和老弱兵卒守卫姑苏。吴军出发后不久,越王勾践就急于出兵攻吴。范蠡建议暂缓出兵,因为吴王“兵始出境不远,闻越掩其空虚,兵还不难也”,时机还没有成熟。数月以后,吴军到达远离吴国的黄池。范蠡认为时机已到,建议抓住战机,对吴发动突然袭击。越军兵分两路:
  
  一路由海道进入淮河,切断吴军回师增援的道路;一路由勾践亲率越军主力,直取吴都姑苏。两军接战,越军先锋部队先败以示弱,后又佯退来诱敌,使吴军贸然出击,被越军主力包围歼灭。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,就攻陷姑苏,消灭守城吴军,俘获吴太子友和两员将领。等夫差闻讯返回吴国,已成局势,无可挽回,不得已而求和图存。范蠡认为当时吴军主力仍完好无损,不能很快消灭,建议越王许和,班师回越。此后,吴越两国都利用暂时的和平,积极准备战略决战。
  
  公元前478年,吴国遭受历史上未有的干旱,仓库空虚,“市无赤米”,民怨沸腾。勾践决定乘机攻吴,于是任命范蠡为上将军,亲率五万越军攻入吴境。吴王夫差则亲率吴军六万,迎战于笠泽(今江苏吴江县境内)。两军夹江对峙。越军分兵三路,乘夜发动进攻。先由左右两翼鸣鼓佯攻,诱使吴军分兵抵御。然后,乘吴军调整部署之机,中军主力部队隐蔽渡江,对吴中军发动突然袭击。吴军大败。越军乘胜追击,直逼姑苏。吴军仗姑苏城防守坚固,闭城固守。范蠡建议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,保存实力,消耗吴军,“因吴之民而治之,因吴之粮而食之”,坚持长达两年的时间,越军日强,吴军日削,越国占领了吴国的所有土地,吴国只剩下万余亲兵固守孤城姑苏。
  
  公元前476年,越王勾践又准备攻城。范蠡劝止,说:“凡兵之胜,敌之失也。今不能再分敌之兵,犹可疑敌之心也。”建议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,发兵攻楚,使吴军放松戒备,然后出其不意,对吴军发起总攻。面对越军的突然进攻,吴王夫差惊慌失措,乘夜突围,据守姑苏山,派王孙雒到越军求和。
  
  越王勾践在此关键时刻却一反常态,优柔寡断,意欲与吴约和。范蠡对勾践说:“孰使人早朝而宴罢者?非吴乎?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?夫十年谋之,一朝而弃之,其可乎?”“得时无怠,时不再来。天予不取,反为之灾。”劝勾践彻底消灭吴国,不要许和。勾践又说:“难对其使者”,让范蠡去处理这件事。范蠡于是提鼓援炮发号施令,赶走吴王使者王孙雒,指挥三千越军攻上姑苏山,俘获吴王夫差。夫差在绝望中自杀身亡。持续二十多年的吴越战争,以越胜吴败而宣告结束。
  
  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看出,越胜吴败的关键,在于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,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优劣。吴越两国幕僚范蠡和伍员的谋略水平不相上下,区别就是用与不用。勾践和夫差虽然都不是雄才大略之辈,对幕僚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。身处逆境的勾践能够采纳范蠡和文种的谋略,因胜而骄的夫差却一再拒绝伍员的劝谏,因而导致一胜一负的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  
  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,范蠡不仅善长谋国,而且善长谋身,当进则进,当退则退,因而才能够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。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:“春秋以来,用舍进退,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。”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措施,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规律性: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免死,走狗烹”。当然,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他还不可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。勾践之所以过河拆桥,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,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,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君主和幕僚之间,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,也是一种彼此利用的关系。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,知道自己的谋略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,“智不备于一人,谋必参诸群士”。尤其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,都会程度不同地礼贤下士,虚心听取幕僚的意见。幕僚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,谋取个人的名利,施展自己的才能。但是,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何种程度,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准则。为幕僚者,最忌功高震主。勾践在会稽兵败“十年生聚”的时候,能够比较虚心地采纳范蠡、文种等人的意见,甚至宣称要和他们“共执越国之政”;而一旦大功告成,认为不再需要幕僚的帮助,甚至认为幕僚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,就毫不犹豫地进行排斥和迫害。所以,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,范蠡的做法,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  
  “不知范蠡乘舟后,更有功臣继横无?”(唐代诗人胡曾《泳史诗》)范蠡的结局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,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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